梁任公在所著《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》中提到“厘卡满地，抑勒逗留，朘膏削脂有如虎狼，能劝商乎?”。用现在的话讲，是在谈营商环境。有效的变法，其要义之一就是能够营造好的营商环境。
好的营商环境体现在上中下三层。上者，中央层面有好的、稳定的兴商兴业政策，且能得到有效执行；中者，资产阶级、企业家和商人阶层逐步壮大；下者，大众意识中认同实业强国、商业富国的观念逐渐增强。上中下三者相互作用，互为影响。
清末民初，常用“劝商”、“劝业”，鼓励和倡导民众兴办商业，投身实业。这个“劝”字用得好，士农工商四民中，商人是“四民之末”，要让人从商，往社会最低等级跳，的确是要劝，且要真劝、力劝。客观讲，彼时的政府在“劝”字上还是动了真格。清末十年新政中，奖励实业是重要方面。1903年中央成立商部，以求振兴商务。商部成立后，颁行多部商律如《奖励公司章程》、《商人通例》、《公司律》等。这些法律对商业提供了基础性规范和保护，也能发挥扭转轻商、抑商等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。政府也用名利对实业进行褒奖，能力和贡献突出的工商业者可以获得爵位，以及真金白银的奖励。1905年，商部在北京创办“京师劝工陈列所”，即为北京劝业场的前身。“劝业”意为“劝人勉力，振兴实业，提倡国货”。
洋务运动以降，欧风美雨东渐，西方工业对华夏的影响有双重性，既有殖民侵踏，也有文明推动。后者的功效之一，即是现代意义上工商业的发展，以及资产阶级的成长。尽管资产阶级和商人阶层一直是社会少数，但其人数、社会力量和影响持续增长。
大众意识层面，小农经济重农轻商的板结土壤中，劝商兴商的价值观念渐渐开始生根成长，并连片成林。
尽管梁任公的詈责很客观，但应看到，对于清末的营商环境而言，并非全是不堪，其小生境是渐渐在奋力成长的。
有趣的是，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对于营商环境的批评，放在现在，似乎并不过时~
P.S., 1928年12月12日，天津劝业场开业。“劝吾胞舆，业精于勤，商务发达，场益增新”，是天津劝业场的经营宗旨，四字头合起恰为“劝业商场”。天津劝业场的股东之一，即是清末商部的首任尚书载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