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…我不承认一切儒家价值都和现代文化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。相反的，我认为儒学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。然而我也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现代儒家文化，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对于儒学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佛教的范围…”
序，《现代儒学论》，余英时
“尽管旧建制崩溃了，儒学已变成游魂，但这个游魂，由于有两千多年的凭籍，取精用宏，一时是不会散尽的。它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。
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，《现代儒学论》，余英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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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游魂‘也许也许正是儒学的现代命运。在道德和知识的来源多元话的现代，儒家自然不可能独霸精神价值的领域。但是中国人如果也希望重建自己的现代认同，那么一味诅咒儒学或完全无视于它的存在恐怕也是不行的。”
近代化的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士变成了知识人。这可用下面两个例子作对比予以说明。第一，1895年康有为领导一千多位举人进行的“公车上书”，代表“士”在传统时代最后一次向朝廷抗争的集体行动，所以从皇帝到大臣，无不为之震动。因为这是统治集团从内部提出的要求。第二，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是由北京学生发动起来的。他们已在权力系统之外，因此他们首先引起市民的同情和支持，罢市、罢工相继兴起，最后才逼得政府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。这些大学生与康有为领导的举人不同，他们已成为现代知识人了，也就是西方的“intellectuals”。“士”和“知识人”的分化主要发生在1905年科举制的废止。在科举制下，士只要考中举人或进士，便已是权力系统中的一员，可以入仕了。但现代大学毕业生却在权力系统之外。所以1905年可以说是“士”与“知识人”之间的分水岭。
《余英时：中国转一个身非常困难》
“…更有甚者，1905年停科举，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底层机构，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，即因而截断…”
百日维新、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，《中国大历史》，黄仁宇
“…因此，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立论，显然是科举制度的大用不在以经义选官，而在以经义造士，与之相对称的，是士人即已化为群体，其大用便不在出仕，而在以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勾连于国家、社会和个人之间，并助成了和维持着天下众生的’猝不知纳于义理之域‘。
《衰世与西法：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》，杨国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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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千多年来，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；为乡里提供维系地方社会的缙绅；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；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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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朝代来往之间，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，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，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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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，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…”
“悲观地认为，儒学终将消亡，我们只是看看其能够依靠历史惯性走多远。”
—尼古拉斯•赵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