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摘:儒学、科举、士

“…我不承认一切儒家价值都和现代文化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。相反的,我认为儒学的合理内核可以为中国的现代转化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。然而我也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现代儒家文化,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对于儒学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佛教的范围…”

序,《现代儒学论》,余英时

“尽管旧建制崩溃了,儒学已变成游魂,但这个游魂,由于有两千多年的凭籍,取精用宏,一时是不会散尽的。它一直在中国大地上游荡。

‘游魂‘也许也许正是儒学的现代命运。在道德和知识的来源多元话的现代,儒家自然不可能独霸精神价值的领域。但是中国人如果也希望重建自己的现代认同,那么一味诅咒儒学或完全无视于它的存在恐怕也是不行的。”

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,《现代儒学论》,余英时

“…更有甚者,1905年停科举,高层机构即政府衙门和底层机构,亦即乡村邻里对话交流的联络线,即因而截断…”

百日维新、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,《中国大历史》,黄仁宇

“…因此,以中国人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立论,显然是科举制度的大用不在以经义选官,而在以经义造士,与之相对称的,是士人即已化为群体,其大用便不在出仕,而在以本身的存在和影响勾连于国家、社会和个人之间,并助成了和维持着天下众生的’猝不知纳于义理之域‘。

一千多年来,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;为乡里提供维系地方社会的缙绅;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;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。

在朝代来往之间,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,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,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。

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,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…”

《衰世与西法: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》,杨国强

“悲观地认为,儒学终将消亡,我们只是看看其能够依靠历史惯性走多远。”

—尼古拉斯•赵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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